Speeches at the Launching of the Chinese Version Asian Human Rights Charter

AHRC - Asian Charter - Speeches at the Launching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SIAN HUMAN RIGHTS CHARTER - Chinese

日期：2000年12月8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一時十分至二時十五分

地點：中環大會堂高座８字樓演奏廳

Mr. Basil Fernando,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As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巴錫爾．費爾南多, 亞洲人權委員會

Professor Yash Ghai, Faculty of Law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佳日思教授,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Ms. Rose Wu,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胡露茜女士，香港基督徒學會總幹事

Mr. Law Yuk Kai, Director of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
羅沃啟先生，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

Ms. Anna Wu, Chairperson of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胡紅玉女士，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我感到十分榮幸在此介紹亞洲人權憲章─一份人民的憲章。我有幸一開始便參與這份憲章的起草工作，當中給我最重要的經驗是能夠有機會與很多來自亞洲不同地方的人討論人權，他們屬於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群體、不同的生活方式。經過七年以上的這種接觸和熱切討論以後，使我再沒有半點懷疑：熱愛人權是亞洲人民價值取向的一部份。他們相信自己的權利，渴望能在人權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並對於人權受到剝奪感到痛苦。更重要是，他們很多人願意為著他們的人權而犧牲。

實在而言，歷史上，亞洲國家罕有尊重人民權利的統治者，統治者對人民的控制通常是苛刻甚至是殘酷的。這些政治制度的共通之處，無論是印度的種姓制度或中國的封建主義，就是統治者都不願意承認人民渴望人權被獲尊重的要求。當代的軍人和共產主義的獨裁政權，還有一些舉著民主幌子的政體，全都漠視人權。然而，沒有比哪些曾被剝奪自由的人更熱愛自由，對人權而言也是一樣。今天，亞洲的人民特別是年青人對人權的渴望越益高漲。關於人權不屬於亞洲文化的說法，不符合我在亞洲的所見所聞。尊重人權不是亞洲統治者的傳統，這是事實，不過也有一些偉大的例外：印度阿育王的統治就是如此，一些歷史學家表示阿育王的法令是世界上第一份普世人權宣言。在其他民族的歷史中可能也有相似的例子。

我們生活於一個人權被接納為普世準則的時代，無論在政治、司法、教育、健康、經濟或社會方面，人權是判斷人類福祉的正確準則。人權已成為任何爭論的中心議題，我們在亞洲正努力趕上這巨大的正面發展。

亞洲有很多問題。很多國家的刑事偵查制度很不健全，使用酷刑以取得招供的情況相當普遍，而在刑事審訊中招供仍是主要的證據；很多地方沒有合格的法官和檢控官，強迫失蹤、未經審訊便處死、剝奪表達和結社自由的情況也相當普遍；飢餓仍然是一個主要問題；兒童是各種侵犯權利行為的受害者；對於很多人而言，普通的醫療護理是一種奢侈品，尤其是精神病患者受到忽視，並且備受歧視；侵犯權利的清單還有很長。

亞洲人權的辯論便是在這些情況下進行，我們必須找到解決剝奪人權問題的方案，這些方案主要是當地的。然而，經驗顯示我們也需要地區性的合作去實現這些方案，而亞洲極之需要一些解決人權問題的地區性方案。例如，一些人死於飢餓，而生活於同一地區的人郤無動於衷，這是不對的。其他地區已經發展出一些關注人權的共同方法，我們亞洲人也需要發展合作以實施人權。在亞洲，我們需要對於生活的所有領域中甚麼構成正義達至一個共同的協議，這是討論草擬一份亞洲憲章的重要所在。

當今世界關於人權的各項辯論，其中一個主要議題環繞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條，第二條要求締約國保證任何一個被侵犯了權利的人必須得到有效的補救，此種補救必須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當局斷定，並由此合格當局實施。亞洲地區極之需要從單是宣告各項權利走向發展真正實施人權的機制，這正是這份亞洲憲章的主題，也是它的適切所在。這份憲章的第15及16部份有關實施人權的條文有獨特的重要性，這些條文詳細處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內有關有效補救的問題。

一份人民的憲章是重要的。它必須表達人民對一份由政府協議的地區性憲章的期望。這份人民的憲章作為政府憲章的先驅，已經使到很多亞洲的人參與這重要的辯論，我們希望這份中文譯本將會使到更多人起來參與，同時也希望讓中國的廣大人口接觸到這份中文譯本，我們期望中國的人民將會對改善亞洲的人權和防止侵犯人權方面提供很多深刻的了解。

任何地方的人民都要求人權得到真正的實施，我們希望這份憲章將會為此辯論作出貢獻，使到在實施人權方面更適切亞洲的需要。

在保護人權方面，地區性的人權公約扮演著重要角色，它們建立起人權的準則及慣例，這些準則及慣例都得到人民和政府的廣泛接受。在沒有減損人權普世價值的情況下，地區性機制能夠顧及當地關於人性尊嚴的概念和實際狀況，以及平衡個人的權利與社群的要求。它們可以採納一套實施人權的程序，在該地區，這些程序較能發揮效用。一些文化較倚賴靜默的外交或溫和的壓力，而不是訴訟或制裁，這些偏向可以在地區性機制中反映出來。

地區性的人權機制能讓區內的人民和政府處理成員國內所發生的嚴重侵犯人權事件，這樣便可以排除對當地情況不大敏感的國際干預。在東帝汶，正是由於地區內的行動失敗，速使問題國際化，因而區外勢力介入恢復東帝汶的秩序及保護東帝汶人。

地區性機制可對人權的享有提供額外的安全保障，地區性機構較國際性機構更容易為人所使用，而且它們多數有較大的實施能力。它們也可以作為學者、人權活躍人士及政府彼此建立連繫的基礎，並可以推動人權研究和更有效的保障機制。例如，蘇聯及前南斯拉夫解體後，很多國家發生種族衝突，當時，歐洲的地區性機制促進很多這種連繫，並能夠發展出關於保護少數民族的新規範，這些規範幫助緩和衝突給少數民族提供安全保護。歐洲的地區性機制也可以通過不同途徑干預衝突，包括進行調解，推動和解，作出規勸，如有必要時，在交戰雙方之間進駐軍事人員。

因此，在保證地區的和平及穩定方面，地區性機制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在南亞地區，很多侵犯人權的衝突涉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好像在客什米爾及斯里蘭卡的衝突，原因是少數民族通常在歷史、文化或宗教傳統方面與鄰近國家有連繫。

由於地區性機制的優點，促使除了亞洲以外的所有主要地區都通過了人權公約，並設立支援的程序及機構。正當亞洲的政府不表興趣的時候，一些非政府組織和學者已經討論如何遊說政府設立地區性機制，或是先遊說政府採取一些能促進地區性機制發展的行動。數年前，亞洲人權委員會討論如何幫助發展地區性公約及支援機制，並決定與其他非政府組織、學者和法律人士合作，舉辦了連串的諮詢會議，很大數目的個人和組織都參與這些討論。亞洲人權委員會把討論的成果交給一個由亞洲的一些法官、法律人士、人權活躍人士及學者所組成的憲章草擬委員會，草擬委員會完成憲章草稿，然後將草稿給曾參與的組織討論。一九九八年五月，這份亞洲人權憲章在南韓光州舉行的一個歷史性會議中通過。會議地點有重大意義，一九八零年五月十八日，這裡發生了爭取人權的人士被屠殺的嚴重事件。此次會議後，這份憲章被翻譯成多種亞洲語言，在區內受到廣泛議論，也被用於教學用途，並且是學術期刊的各別評論員的評論對象。

我有幸主持憲章草擬委員會，亞洲人權委員會和憲章草擬委員會都認為還未到成熟時機由政府推動一份地區性的公約。目前，在一些政府對人權敵視的情況下，最多只會取得一個低標準的公約。這時候，優先工作是引發公眾參與討論關於地區性機制的構成方式，對於設立地區性機制的需要和原則，必須建立起一個得到普遍支持的地區性共識，尤其重要是，討論如何將普世性的規模適切亞洲的實況和渴望。亞洲很多地方曾受到或正在受到軍事衝突的禍害，這些軍事衝突常常由於種族衝突所引起，亞洲人民深深渴望和平。還有，在亞洲很多地方，嚴重的貧窮問題剝奪了人活得有尊嚴的種種可能，我們認為人權的架構應該致力消除貧窮，因此，發展的權利及提倡社會和經濟權利是任何一個亞洲人權體制的優先工作。我們檢視了全球化對人權的影響和要求促使企業對人權負上更大責任。我們也特別針對亞洲內的弱勢群體，包括兒童和童工、婦女、工人和移民，以及不同能力的人士。

這些決定也影響這份憲章的構成。如果這份憲章是用於發展一個關於保障人權的亞洲共識，以促吏建立一個地區性機制，如果這份憲章是用於教育及動員人民，它必須以簡單清楚的文字寫出來，避免律師的術語，這正是我們試圖做到的。

跟著的步驟必須開始遊說政府及局部地區性的政府組織，使她們把通過一份地區性公約和設立相關機制提上她們的議程。也許，亞洲人權委員會可以聯同亞洲各地的律師組織、法官、非政府組織和學者，採取行動制定一份公約給政府及地區性的政府組織考慮，這樣我們在這份憲章的基礎上繼續努力。

十分高興這份憲章現在被譯成中文－一種在亞洲最多人說的語言。我們希望它將會在香港、澳門、台灣、大陸、以致有華僑的亞洲國家之中促進對人權的討論。

我要祝賀巴錫爾．費爾南多先生和他在亞洲人權委員會的同事，他們投入精力和熱忱，致力推動此工作。我感到十分遺憾，由於有緊急工作要到肯亞，未能在此刻與你們一起，但是，我的精神和你們一起，盼望日後回來，與你們一起推動對人權的尊重。

亞洲人權委員會《亞洲人權憲章》中文譯本發表會致辭內容

我很高興今天能出席這個聚會，與在座各位資深的人權工作者，共同見証《亞洲人權憲章》中文版的面世。《亞洲人權憲章》自從於一九九八年被確認以來，已經翻譯成多種語言。今天中文版的面世，相信能使不少華語地區或旅居海外的華裔人士，更能明白憲章的內容，及其深遠的影響。我亦深信這份憲章將會在不同的社群，引起更多的討論，為亞洲人權的發展，開創新的一頁。

《亞洲人權憲章》是在資源緊拙的情況下，匯聚了二百多個民間團體和數千名人權專家，歷數年間不斷的討論，撰寫而成的重要文件。這份憲章代表了亞洲人民對人權的渴求，亦表徵着多方共同參與和一起努力的成果。

《憲章》在分析人權的基本理念之餘，亦不忘考慮亞洲的文化、社會及經濟等背景因素，從而提供改善亞洲人權狀況的原則，證明人權並沒有地域界限，亦不只是一個抽象而遙遠的理念，而是保障大家可以有尊嚴地生活的首要條件。

《亞洲人權憲章》指出，在眾多權利之中，以「生命權利」至為重要。「生命權利」包括生存權，更引伸至個人天賦與能力得以發揮，享受生命。這正好與平等機會的精神一樣，即主張撇除一些不相關的因素，例如種族、膚色、語言、宗教、性別、家庭責任、殘疾等等，讓每個人都能有均等的機會參與社會的生活。

比起其他亞洲地區，香港的確是一個富庶的城市。可是，社會上仍有一群人未能享有如大眾一般的生活，生命權利和資訊權利都受到影響。比方說大部份的網頁在設計時都忽略了失明人士的需要，阻礙了視障人士選擇在網上接收資訊的機會；而由於香港在過往對殘疾人士的權益缺乏重視，加上地少人多，部份中小學沒有足夠的空間興建寬闊的通道和設置升降機，相對地減少了肢體殘障學童接受教育的機會。又例如，香港目前有九十多萬名女性沒有受過教育，或只受過小學教育。她們要找到一份可供餬口的工作，並不容易，因此有頗多人陷入貧困之中。要改善這種不均的情況，實有賴各界越來越多人支持平等機會，支持生命權利，令弱勢社群得以充份發展。

事實上，人權是與生俱來的人類尊嚴，亦是保障個人發展，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元素。《亞洲人權憲章》一方面象徵著亞洲人權發展，進入一個新的紀元；另一方面，《憲章》亦提醒我們，需要為保障各地人民的人權自由而繼續努力。

亞洲人權憲章是亞洲民間社會的心血結晶。我們尤其要感謝亞洲人權委員會催生這份文獻和它的中文版。

亞洲人權憲章嘗試在確認人權普世性的同時，檢視了亞洲區的歷史和現狀，總結了亞洲爭取人權的共同經驗，結合區內特徵重申了種種普世的權利，並且提出了落實這些人權的訴求。它不單是一份得到亞洲各地區正面實踐而豐富了的人權清單（如吸納了印度最高法院對生命權的發展），也是一份分析和評議區內人權歷史和現狀的重要文獻，並據此提出區內落實人權的路向。

這些總結、分析、評議和路向，對亞洲不同的國家、民族和社群爭取人權，都有重要的參攷值價。現在亞洲人權憲章的中文版經已面世，我們可以用自己的母語，去閱讀和理解它。

這份內容極之豐富的文件，在很多方面對香港爭取人權都有特別的意義。在有限的時間內，我只能與大家分享其中幾點。

首先，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憲章有助於香港人了解人權的本質。亞洲區的人權論爭中，否定人權的普世性，最突出的要算亞洲價值論；就中國而言，最常見則是國情有別論，政府藉一些權利（如溫飽權）否定另外一些權利（如結社權利）。憲章指出，追求和落實人權當然不能與社會文化價值和國情分開，但這並不否定權利的普世性和權利的不可分割性。這種分析對我們討論和反省亞洲價值論和國家經常提出的國情論，以及免受當權者的宣傳所迷惑，有重要的參攷價值。

其次，憲章在行文方法上，有別於很多傳統人權公約的做法，在確認每個人的種種權利時，它超越了一份臚列清單的做法，而是嘗試根據亞洲的歷史和現實的脈絡，指出區內有甚麼問題，反映那些人權受到忽視或侵犯，並且討論了爭取有關權利的方向，以及權利之間有甚麼關係，因此較能夠突出各種人權的內涵和價值，令權利不致流於是一些「高、大、空」的抽象概念，而是與本區的問題息息相關，是現實的需要。我相信憲章會有助香港市民認識自己的權利。

第三，憲章有助香港人參攷區內的共同經驗，更敏銳地反省香港本土的人權問題。

例如憲章指出亞洲區有殖民地的背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受到踐踏，憲章提醒我們，即使殖民時代已經終結，「殖民主義的法律及獨裁主義的習性和管理模式仍繼續存在」，因此民主化和人道化仍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在殖民地時代建立的不民主體制，在回歸後竟然仍有很大的生存空間，連殖民地後期殖民者也放棄的立法會團體及公司票制度，以及區議會的委任制度，也在回歸後得到重生。更不幸的是，那種不信任人民、不尊重人民抉擇的觀念，仍存活在部份人的腦袋中，成為實施小圈子選舉的理據和民主化步伐的障礙。我們不單要在憲制上終結殖民制度，也要協助一些領袖和市民在觀念上開展非殖民地化，消弭這些思想習性上的殖民心態，以落實市民的民主權利。

憲章提及殖民主義法律的問題，亦增加我們在檢討法律時的敏銳性。就以近期對公安條例的討論為例，我們不能因回歸時公安條例有所倒退，而簡單地要求恢復回歸前夕的法例版本，而是要小心地留意各版本中是否有殖民地違反人權的條文。憲章亦提醒我們和我們的政府，拋開殖民地那種輕視人民基本權利、只偏重管治民眾、對人民處處設防的過時心態，改以維護市民權利為目標，去處理法律檢討和改進的工作。清除殖民地惡法，會令政府更人道化，才不致令人懷疑政府仍然是個變相的殖民地政權。

第四，憲章有助香港人超越本地去面對香港本土的人權問題。譬如，憲章指出市場化和全球化並未解決貧窮問題，在區內更有加劇貧富懸殊的趨勢，令工人及其他弱勢社群處境更形困難，這亦是香港實況的寫照。環顧香港，強行修改合約、工人受到減薪、削福利、以至裁員，已是無日無之，全職職位愈來愈少，低薪時薪僱員則愈來愈多，令邊緣勞工的比重繼續增加，工人權益更無保障。貧窮和貧富懸殊的問題，已在香港引起關注，但是我們傾向只內向地檢討香港內部的問題，並未對這些問題的市場化根源，和地區以至全球性的脈絡有充份的反省，更談不上在區域和全球性地攷慮相應的政策和措施。例如當香港的投資者可以在深圳和曼谷等地肆無忌憚地剝削當地的勞工、以及為減省成本而妄顧工業安全，香港政府郤可置若妄聞和置身事外，於是我們的就業機會會不斷減少，本地工人更無議價能力，反過來令香港勞工亦難逃剝削。所以，香港人解決自己飯碗的問題，不可單單孤立地處理本地的問題，也要同時促使政府在地區以至國際商貿和勞工的層面，要求其他國家維護它們的勞工權益，並且要港府採取措施約束港資在外地的不當行為。

時間關係，我只能在此呼籲各位細看這份文獻，相信你一定能從中得出其他的意義。當然，它作為一份有生命的文件，我們亦可進一步討論它、豐富它，並藉些催生一份正式的、對亞洲國家和政府有約束作用的區域性人權憲章和促進人權的區際機制。

最後，我再一次感謝催生這份文獻和它的中文版的亞洲人權委員會，以及所有為這份民間憲章出過力的人士及團體。